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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水平重复”来描述目前中国生物技术制药产业是不恰当的。尽管与传统产业相比，生物制药具有高新技术特征，但不同范畴下的比较，通常毫无意义。中国生物制药技术的发展还处于研究开发阶段，与先进国家差距约5年，制造生产方面差距在10年左右，而在产业化方面与全球差距正在拉大。具体表现为“品种少，交易少，价格高”，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产品尚未走出仿制阴影，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科研和产业脱节现象严重，市场开拓能力低。 

　　 生产过剩几乎是低水平重复的一个必然结果。但这种过剩注定也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资料显示，国内研制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uG-CSF)的就有18家公司。而仅1996~1998年，获新药批准文号的厂家，重组人白介素-2（l-2）的有10家，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有10多家。个头小、数量多的产业结构势必造成资源浪费、竞相压价、市场混乱的局面。价格战反过来造成产品质量下降，假劣产品充斥市场。消费者对国产生物技术产品信任度低，而宁愿使用昂贵的国外进口制品。无论生物制药的市场需求量如何巨大，重复生产带来的过剩本身只意味着一种虚假繁荣。利润趋薄的巨大危险性，导致企业为应付生存压力而疲于奔命，很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 

　　 是否应该完全寄望于市场供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目前存在的产业问题？事实上，药品降价、企业自我营销、科研单位和大型药厂组成战略性联盟，以及企业对高校进行资金支持等，都是基于各自判断，自发采取的市场化措施。但是，经济学家却指出，市场秩序本身并非完美。产业问题完全交由市场调整不仅效率低下，且代价巨大。我国药品进口额呈逐年上升趋势，“三资”企业产品销售额也在逐年增长。一份国外研究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不干预，中国的医药市场将在5年内完全被国际医药大公司操纵。”与此相比，政府干预通常反应更迅速，更有针对性。但这种干预应该是一种“高水平”干预，或称战略性干预。GMP认证强制“瘦身”无疑是政府有效干预的措施之一，它的实施让产业“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政府干预还应包括加快建立有关于知识产权的配套措施，鼓励生物药品研究生产单位加大投入，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并让产品可以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独占市场，赢得丰厚的利润，企业再从利润中拿出巨额资金投入研究，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此外，还可引进新的资金投入模式，改变目前我国生物制药企业主要通过购买技术实现生产，风险投资机制不足且资金太少，生物技术产业很难形成气候的局面。
　　 生物制药从刚开始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到转化为可生产的产品，只有10％左右的成功率。在这样一个投资大、风险大、周期长的高新技术产业里，任何低水平的运作方式都没有未来。市场自发也好，政策强制也好，加快兼并、联合及重组的步伐，几乎是所有国内中小企业惟一可行的生存方式。可以预见，在生物制药企业苦苦挣扎的背后，一场“整合大潮”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