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湖北天鹅洲湿地保护之困：人与自然争夺生存权
核心提示
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28头江豚，作为核心区的滩涂正遭到大规模的蚕食，被当地农民开辟成林地和鱼池。而由于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周边居民对土地和水的过分依赖，自然保护区对此无能为力。
在天鹅洲，地方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孰重，人与自然该如何和谐相处，这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专家对此发出预警，如果没有统一协调的规划和管理，天鹅洲长江故道湿地生态系统势必逐步退化，保护区将名存实亡。
长江江豚
几头江豚在水面上若隐若现。它们时而从水中跃起，沿水面划过一道弧线，又迅即钻入水中，泛起阵阵涟漪。这是6月4日湖北省石首市北部天鹅洲长江故道内的情景，当地的人们说，那是江豚在忙着捕食。
全长21公里的长江故道在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建立为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令人尴尬的是，1996年，保护区内惟一一头放养的白暨豚在汛期冲网而死，从此，由于水质不断恶化和长江渔业资源的减少，长江里再也难以捕捉到白暨豚并将其迁至保护区内放养保护。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白暨豚保护区的长江故道内陆续迁进13头长江江豚。按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新等级标准，长江江豚同样属于濒危物种，在我国只有近千头左右。专家预测，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江豚可能在24-94年的时间内灭绝。
通过自然繁殖，保护区内现在已经生活着28头江豚，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一种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成功的范例”。
天鹅洲四面环水，被长江和长江故道相围，水滩交融，洲立其中。由于长江水位的规律性涨落，天鹅洲滩和其余的外围边滩呈现为明显的湿地景观。
天鹅洲湿地绝无仅有的地理、水文及气候条件被专家认为是麋鹿、白暨豚和江豚这些濒危物种难得的“避难所”。1991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石首市麋鹿保护区，到目前为止，麋鹿数量已达到700余头，被确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半野生麋鹿种群。
白暨豚和麋鹿保护区的设立，使天鹅洲湿地蜚声中外。但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保护区正在与天鹅洲上的原住民发生着愈来愈激烈的冲突。当地居民由于生计需要所进行的各项生产活动正在危及着这些珍稀动物的生存。
被蚕食的滩涂
6月4日，在天鹅洲靠近长江故道的滩涂上，一台挖掘机隆隆驶过，挖掘机后面，是一道正在形成的高约3米的堤坝。挖掘机手说，筑坝可以防止水淹滩涂。
滩涂，在生态学中属于河漫滩，即汛期被淹没而枯水期又逐渐露出水面的区域，这被认为是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生态价值，但也很脆弱，受到破坏后难以恢复。
早在1992年，这里就被国务院确定为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根据农业部农渔函[1996]68号文和湖北省水产局鄂渔管(1996)10号文，天鹅洲故道水域水位34.5米为保护区的核心区，35.5米为缓冲区，36. 5米为试验区。文件还明确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从事渔业和其他生产活动。
时下，保护区水位只有31.6米，故道周边露出大片滩涂。保护区人员介绍，一旦水位达到34.5米，这些滩涂都将成为保护区核心区水面。可现实是，保护区水位已经有4年以上没有达到规定的34.5米，滩涂常年裸露在外，已经种满了被专家认为有损湿地生态的意杨林。
意杨林是当地村民张祥发种的，1997年5月15日，他以每亩每年20元的价格从天鹅洲千字头村租下1000亩滩涂，种上了意杨树，租期10年。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将这些意杨林全部淹死。张不得不购苗重植，千字头村委会考虑到张的损失，决定延长租期两年，免收租金。
现在，距离合同到期还有4年，可意杨树只有碗口粗。“每到汛期，故道涨水，杨树就不长了。张祥发为了这片杨树，前后投入近200万元，不保护好，再有个闪失怎么办？”天鹅洲沙口村原村支部焦书记说。
焦表示，滩涂上正在筑的堤坝就是为了保护意杨林的，杨树成材后，林地还能开辟成农田。
一个事实是，从5月中旬开始，保护区曾多次跟村民交涉，试图阻止滩涂开发行为。但村民也有自己的理由。
天鹅洲一位村干部就说：“保护区没建之前，我们就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这些地从来都是我们种的，保护区要管也行，可以向村集体承包嘛。”最终，双方无法达成谅解，挖掘机的“隆隆”声依然响彻故道滩涂。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故道周边滩涂由保护区成立时的2万亩左右仅剩现在的2000亩。
天鹅洲“人多地少”的矛盾
实际上，白暨豚自然保护区所属的滩涂曾在当地人眼里被认为一钱不值。
需要交代的是，在1999年阻断长江与故道连通的沙滩子大堤修筑之前，这些滩涂一年之中的2/3时间在大水的浸泡之下，故道与长江江面连成一片，天鹅洲成了一个季节性蓄水池。
天鹅洲上的老人介绍，“那时只有胆大的农民会在滩涂上种点作物，一年最多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1997年，天鹅洲村民张祥发跟千字头村签订协议，把紧挨千字头村的1000亩滩涂租到手。这在当时的村民看来，“废地也能变几个钱，何乐不为？”
另一原因是，在保护区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地群众对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一位村民回忆说，那时农产品价格低，各种税费也居高不下，很多年轻人都去南方和东部打工了。以千字头村为例，全村700余人，基本农田855亩，2002年，该村曾有600多亩地抛荒，被外村人以4.5万元的价格承包了7年，种植意杨林。
在天鹅洲，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央一号文件促使农民对土地价值有了再认识。在2004年一号文件中，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
“现在，种一亩地的费用降低到五六十元，农产品的价格也在涨，一亩地一年可以收入千元以上，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但地却不够了。”千字头村支部书记李克荣说。
此时的天鹅洲，“人多地少”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除了自己的承包地，许多农民也在长江故道滩涂和村庄之间的防洪大堤上，开垦种植了棉花和杨树。一些村干部也开始后悔原先的出租行为，当地甚至还发生了村民跟承包者为土地闹纠纷的事件。
而目前滩涂上正在筑起的那道堤坝也让村民们有了安全感，堤坝筑成，意味着滩涂遭遇洪水的威胁将进一步减小。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这些滩涂当然是村集体的。”天鹅洲河口村一位村民说。而这位村民的认识基本代表了天鹅洲岛上6000多村民的心声。“没有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孩子就没法受教育。”千字头村支部副书记王成岩坦承自己的担忧。因自家只有人均亩把地，收入不够家庭开支，他每年不得不从外村以320元/亩的价格承包了10亩地种，家中两个小孩读书才有了保障。
40米大堤闸口紧闭
在天鹅洲南侧紧邻长江的地方，一座近40米高的沙滩子大堤拔地而起，阻断了长江与天鹅洲长江故道的连通。
这座大堤是1999年由石首市政府决定修筑的，当时的初衷是考虑到洪水的威胁，为保护故道周边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事实上，包括中科院水生所王丁博士在内的专家在建堤前，曾极力提出反对意见，但地方政府的说法是，“小局服从大局”。而作为对专家意见的尊重，政府决定在大堤下口闸处修建了一个连通长江的闸口。
6月7日，记者看到闸口紧闭，长江水位超过34.5米，而堤内故道的水位不足32米。保护区人员说，开闸的阻力主要来自当地农民，因为如果开闸，故道水位上升，势必淹没滩涂，冲毁滩涂上的作物。闸口工作人员证实了保护区的说法，而当地农民对此也毫不隐讳。
保护区人员介绍，自沙滩子大堤建成后，受到人为调控的天鹅洲故道水面就再没有达到34.5米的要求。据调查，2000-2003年故道最高水位分别为：32.3米、32米、33.2米、33.3米，而枯水期由于下口淤积抬高，故道水也不能顺利排出，从而使故道湿地原有的周期性漫滩涨落规律减弱或丧失，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
今年5月，白暨豚保护区向湖北省水产管理办公室请示“解决江豚饵料鱼补偿”，其中提到，“天鹅洲闸仅做了70个流量，故道常年水位偏低”，不利于对江豚的长远保护。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高道斌说，故道水位达不到34.5米，闸口肩负的“灌江纳苗”
作用就无法起到，直接威胁到长江江豚的生存。从长远考虑，湿地环境和麋鹿栖息地也会因此萎缩。
与白暨豚保护区的意见相左，麋鹿保护区则反对长江故道水位上升，其主要担心是麋鹿的陆地生活区域缩小。“其实，麋鹿保护区的想法是多虑的。天鹅洲湿地应该是一个整体，两个保护区完全可以实现合一。从生态功能上讲，两个保护区具有密切关系，故道是维持麋鹿保护区湿地地貌的主要制约因素；而麋鹿保护区也具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故道维持渔业产量所需有机质的主要源泉，所以从功能上讲应该划为一个生态区。”中科院水生所王丁博士说，“目前的状况是两个保护区分属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人为地将其分割成两部分，缺乏统一全面的规划，从长远考虑对整个天鹅洲湿地的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
尴尬的移民点入住率
在长江故道外的沙滩子城区，整整齐齐地坐落着一片白色外墙的房子。当地人说，这是石首市专门为天鹅洲上居民建的移民点，本意是希望天鹅洲居民整体搬迁到这里。
但记者注意到，这里许多房子并未住人，整个移民点显得空旷。
“目前移民点入住率不到30%。”一位当地政府人士说，天鹅洲岛共有7000余口人，现在仅外迁538户，1201人，岛上仍有6000余人居住。
虽然沙滩子大堤降低了天鹅洲的受灾可能性，但洪水的威胁依然是当地村民不可回避的问题。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天鹅洲被水利部门划定为蓄洪区域，石首市则确定其为重点移民建镇区。2003年位于长江故道外的沙滩子城区移民点建设基本完成。
中科院水生所魏卓工程师认为，天鹅洲岛正好位于故道湿地的核心位置，如果不降低岛上的人口压力，很难减弱人为活动对湿地的破坏。
但移民点较低的入住率让地方政府着实尴尬。中科院水生所专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天鹅洲移民建镇受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主要原因是农民担心就业问题。包括千字头村在内的岛上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生产，人们担心退出岛后无以维持生计。
另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
农民如果搬出后，暂时没有生计，还得依靠岛上的耕地为生，而天鹅洲和移民点隔着长江故道，在城中居住，在岛上耕作，往来不便。“还得坐轮渡到岛上种地，很麻烦。”千字头村支部书记李克荣说。
对于轮渡在保护区核心水面上来回穿梭，保护区工作人员除了摇头还是摇头，“我们也没办法，江豚要生存，老百姓也要生活”。
“适度开发”
作为一个正科级事业单位，白暨豚保护区面对核心区不断遭到蚕食的现状，更多的是无能为力。
“感觉自身像一叶孤舟，在大江上漂泊，”保护区一位负责人感叹道。
除了无力保护自己的地盘，保护区还要为生计发愁。
“一切工作都需经费支持，而保护区最紧张的就是资金。”保护区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保护区资金来源有三，一是地方财政拨款，每年6.99万元；二是农业部的补贴，每年5万元；三是长江故道经济鱼类收入20万元左右。
以2004年为例，保护区在编干部18人，再加一些临时雇用看护人员，保护区一年人头开支25万元，办公费6万元、科研经费4万元、车船燃料及维修费4万元，人工鱼苗投放8万元，其他支出5万元，合计52万元，支大于收，年度赤字20多万元。
面对资金缺口，保护区也曾做过让周边渔民和村民诟病的开发行为。两年前，一位江苏老板在长江故道里投进了螃蟹，作为补偿，保护区可以得到50万元的回报。但这在专家和渔民看来，都是有害故道生态的。
“螃蟹在水底啃食水草和水生物，会破坏整个水体的生态链条。”中科院水生所工程师魏卓说。其实，这样的担忧同样在保护区内部也有。“但没有办法，不搞一点适度开发，没有经费，其他保护工作都成了空谈。”保护区一位干部无奈道。
从养蟹到每年两次大规模对经济鱼类的捕捞，结果是故道水体渔业资源急剧恶化。
“5年前，水体比现在清多了，可以直接捧起来喝。”魏卓说。
如今，故道里鱼类群落出现了严重的小型化、低值化趋势，捕捞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少。1999年，小型的和低值的鱼类占到年总渔获量的18%。无奈，保护区在滩涂上挖了几个鱼池，养起了鱼苗。按照保护区的想法，在滩涂上育苗，等到水位涨到34.5米，鱼池自然被水淹没，鱼苗就可以进入故道生长，成为江豚的食物。
耐人寻味的是，240亩的鱼池土地，竟是保护区从私人那里租借的。而开挖鱼池更是被周边村民找到了开发滩涂的正当理由。一些村民甚至指责保护区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国宝重要还是人重要
“没有保护区，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是记者在天鹅洲采访村民时听到最多的声音。“生态环境当然重要，但这不是我们周边几个村庄的义务，而是全国人民的义务。”一位村民说。
当地一位基层官员则认为，现实情况是国家对保护区的支持不够，从1992年至今，国家对保护区投入不足1000万。现在我们是小政府，办大事。有关法规的刚性不强，又给我们管理增加了难度。出了问题，基层夹在中间，几头受气。
“成立保护区之初，国家对资源保护和百姓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没有预见，没有长远规划。现在的问题是，国宝重要还是人重要，生态需要保护，但经济发展跟不上，这样的保护是进行不下去的。”
“现在更多的是专家重视和呼吁，而其他部门不理解我们，他们考虑的是保护区是否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对保护对象负责，可谁对我们负责？”一位保护区领导看上去很无奈。
而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博士的看法是，天鹅洲湿地是人口稠密地区，当地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协调地方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的矛盾。
中科院水生所张先锋博士认为，由于当地对整个湿地的功能、发育等方面的监测和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其对当地持续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造成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存在着盲目性。一个好的保护区，应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能和周边居民和地方经济实现和谐发展。
6月6日，农业部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国家建设保护区，始终强调地方支持，强调保护区与周边达到“共管”的目的，调动周边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既然保护区定在那里，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就要支持。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下来，全国人民都受益。这位官员同时表示，根本上说，国家财政还未达到理想的水平，但保护区不能因此停止建设。
6月7日，天鹅洲湿地管委会书记陈明新告诉记者，管委会准备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用10到20年时间，统一组织管理好保护区，恢复原始生态面目，在保护的前提下，搞好生态旅游。
责任编辑：JJSK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