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我看到藏羚羊惊恐的眼睛
1992年，中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挺身而出，发起并创立了一个以自愿为原则的动物保护组织：西部工作委员会，即今天野牦牛队的前身，至今已经历了7个年头。但是，这支反偷猎队只有4个正式编制，这4个人每月有600元左右的工资，其余的队员对外称是志愿者，其实是招聘的，每月只有210元的收入。
这7年间，带头人索南达杰在与偷猎者的枪战中英勇牺牲。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自愿申请去了西部工委，组建了我国惟一一支武装反偷猎队伍。然而去年进京为队伍寻求援助后不久就不幸离世。现任书记梁银权在挑起这个担子时，所有的队员都向他跪下了，泪流满面地说：梁书记，不能拆伙呀！咱们得继续干下去，得对得起索书记和扎书记呀。现在，梁书记也是重病缠身。一幕幕、一步步，都使野牦牛队坎坷而艰难的历程饱含了浓浓的悲情。“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战斗过。我被这些人感召着”“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战斗过。我被这些人感召着。他们觉得：这儿是他们的家，应该去保卫它、爱护它。实际上，不能用高尚之类的词来作评判，长期生活在那种地方的人的思维状态就是那样的。扎巴多杰曾用野牦牛来形容他的队伍：野牦牛对任何入侵它的领地的人都绝不留情，它在发怒的时候，连一辆东风卡车都能掀翻，即使撞折自己的腿也在所不惜。”“我们是8月4日从格尔木出发的。梁书记之所以愿意带上我，是因为我使索南达杰保护站又灯火辉煌起来。而那里是他们每次巡逻的休整点。起程之前，我还以为抓偷猎者是件很威风的事，你只要把枪瞄准他，然后说‘不许动’就完了，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巡山尽管是枯躁的，吃得不好，就睡在车里，可每个人都能找到些高兴的事儿，有的不时玩个车技，说两句笑话，大家都很爱笑，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一路高歌着。干吗不高兴呢？他们都是年轻人，可可西里是个那么漂亮的地方。我学不会藏歌，也跟着瞎哼哼。“8月7日，我们碰到了一辆偷猎车，是一部沙漠王子，正停在河边修车，梁书记派了几个人包抄过去，用喇叭喊话。但是那个偷猎的刺溜一下就钻进了车里，接着一支枪就从车窗里伸出来。我们的车窗哗啦啦全碎了，那是一支非常先进的散弹枪，如果不是队员躲得快，就满身是洞了。我们再抬头去找那车时，它已经出了我们的射程。你要知道，沙漠王子把车速提到100公里只需要6秒钟。而野牦牛队只有两辆北京吉普，还是“自然之友”替他们募捐来的。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们也有一辆沙漠王子……“9日，我们抓了几个零星的偷猎分子，没费多大劲儿，因为他们的车坏了，跑不了。我挺高兴的，因为偷猎者带了备用的裤子。能把自己弄得很暖和，我觉得特别舒服。天太冷了！“10日，我们到了雪山脚下，天气好极了，大家躺在草地上休息。我把他们的卫星电话修好了，给站里打了个电话。但谁也没想到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西部工委要被撤了，野牦牛队要和其他什么地方合并。所有的人听了马上都换了一张脸，在一堆玛尼石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开。这时天空阴云密布，刮起大风。我为他们在雪山前照了张合影。每个人的头发都被吹得立起来，没有一张笑脸。“一小时后，我们又开始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在沙流河对岸，我们发现3部偷猎车。偷猎车的标志非常明显。因为追捕藏羚羊需要很高的时速，发动机过热车就走不了。那些人就把车前盖拧下来，用绳子捆在车顶上。而其他的车是不会冒险在高原上把车开得很快的。当时对岸有多少人看不清，但是肯定有不少人。我们有10名队员，梁书记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战斗，还要留两人看守俘虏同时掩护。我向梁书记请缨，我说我是二级散打运动员，我父亲是飞行员，身体绝对没问题。这以前他们都拿我当学生看，特别照顾我。“梁书记没说什么。我就和别人一样马上脱裤子，把裤腿系在脖子上淌水过河。水很急很凉，这么大个儿的石头（海桥攥起拳头）被水卷起来，打在腿上特别疼。这时正下着冰雹。我们8个人中有一个被水卷走了，他不会游泳。后面两个人过去救他，所以到了对岸，对方是14个人，我们只有5个人3把枪和1把大藏刀。“没什么好想的，开打吧。我们冲上去打倒了4个。另外几个试图逃跑。我一拳打在一个人的颧骨上，把他打晕了。这儿海拔6200米，一阵搏斗，我开始眼前发黑，眼冒金星，又特别冷。我想起该掏支烟，但在点烟时，奇怪我的左手什么也拿不住，才发现无名指的关节碎了。“后来幸亏一个叫陈永寿的队员，他会整骨，用了一些简单的材料帮我做了个夹板。陈永寿原来是个偷猎分子，被扎巴多杰抓住后教化过来了，成为野牦牛队中的一员。“我们留了两人看守，其余的都去追逃跑的。整整追了一宿，把14个都抓到了。
11日早晨，我们隔着河用对讲喇叭和梁书记对话，告诉他我们抓了多少人多少枪。梁书记非常激动，大喊：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注意身体，快过河回来！当时每个人都有点异样的感觉，因为梁书记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交待，我们光着腿在河两边又蹦又跳大喊大叫，像野兽一样。后来我体会是大家有一种示威的心态，觉得有这个成果带回去队伍就可能保住了。“从这时开始我已经把他们当作兄弟了，他们也把我看作战友，因为犯人太多，我的帮助是不能缺少的。“去的时候我们只有10名队员加上我和一个记者、3辆车。回来的时候是12辆车，18个犯人。我们一人开一辆车看一个犯人都不够，有些车还不能拉犯人，比如装粮食、汽油的和警车。所以怎么看也看不住，到格尔木时只剩下8个犯人。“回来的路上，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两个窝点，就是偷猎者藏羊皮的地方，没收了1061张羊皮和一张棕熊皮。
16日，快到大路了，大家又开始唱歌。你看这张照片，笑得多好。但是转眼间，就变天了，梁书记说要有大沙暴，我们玩命地开，因为被沙暴追上就可能回不去了。想象一下，十几辆车在前面开，后面一大片乌云在追你，在过去，这是只有电影里才有的。“沙暴停了，一辆车不见了。我们只能判断出他的大概位置，开始挖车。挖了很久仍毫无结果。吃了6天方便面的我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醒过来是夜里，车里的两个人休克了。“
17日早晨，到了一条洪水河边。水很大，车过不去。我真的有点挺不住，特别想家。我睡了一会儿，但好像只睡了一分钟。梁书记叫醒我说，海桥，又有犯人跑了。大家开始脱裤子，淌河追逃犯。我看了表，6点半。追了大半天。“那时格尔木已经很多天没有我们的消息了，有记者和“自然之友”的朋友到河对面来营救我们。他们为我们破获了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偷猎案而兴奋，但是提起野牦牛队撤销合并的事，有人哭了。
18日下午终于到了格尔木。那时我都快哭出来了。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在没有直升飞机的条件下，他们只有不停地巡山。每次巡山10至20天，回来简单休整三四天后就又进山了。这一次，我已经觉得到了自己的极限。其实野牦牛队的人早就到极限了。这些人大多数不到30岁，但每人都有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病。梁书记有高原心脏病，他的血压只有80～40，其他人也有心脏病症状。这些人肯定命都不长。但是他们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保卫长江黄河源的人。他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没有经费，缺少支持。“我的想法是成立一支野牦牛青年队。主要为他们做一些后备工作，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如果我没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的力量太小了。有点无计可施”
12月11日晚，北大3教107教室。关于藏羚羊和野牦牛队的讨论。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还有一些人站在后面，许多人在门口张望。放录相时，有女同学掩面，惊叹的声音从各个角落传出来。“野牦牛队有多少人，几杆枪，几辆车？”“缴获的羊皮怎么处理？不能卖两张来做一下补充吗？”“中央的意见是什么，没有拨款吗？”“国家的法律在这方面是什么规定？没有法律制止藏羚羊皮的买卖吗？”“如果我们捐款，捐到哪里？野牦牛队能收到吗？”“主管部门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取出一份保护藏羚羊的宣传海报：“我们也有一个还不太成形的组织，一位博士也创立了一个藏羚羊保护项目。我们希望所有的大学生都来关注这件事，不要听听就走了。”一个北大化学博士说：“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比环保更重要的，而且也不那么遥远。就在北京，我们的水源都不够用，10年20年以后没有水用，这个城市就将被放弃了。又有多少人做了什么，有过什么危机感？”来京之前，海桥已经在天津四五所大学里进行了两个星期的展出，收集了2000多个签名。“我认为凡是关注展板的人都是关注环保的人，但也有很多学生手端饭盆，骑着自行车，轻松地从前面滑过去，‘哦，环保哇！’这个时代，每个人都知道要环保，都知道这件事重要，但还有其他的事对他更重要，他的头脑里没有一种危机概念。他知道保护野生动物是对的，但给他吃娃娃鱼，他也觉得挺好吃的。你说让他给野牦牛队捐点钱，他觉得应该吧，但碰巧张惠妹开演唱会了，他一寻思又凑钱去看那个去了。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海桥说，他并不想让大学生捐款，应该有更有钱的人来做这件事。但是人的关注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这样当他们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一定会去做。海桥说，“我们准备得太仓促了，有很多资料都不全。而且我也很怕这样会给梁书记和野牦牛队带来麻烦。曾经有人问我，万一我死在战斗中了，别人会怎样帮野牦牛队。我都没预料到。前两天我还和梁书记通过一次电话，野牦牛队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还存在，但已不是一个独立的执法组织。我想象，他们的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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